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引领中国绿色全面转型 | 社会科学报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界对其“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思想研究相对较少，对其丰富内涵的理论澄明，有利于深化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整体理解，消除理解差异造成的生态文明实践的盲乱，以其思想整体性更有力地指导中国和全球的生态文明建设。

原文 ：《生态文明新时代引领中国绿色全面转型》

作者 | 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赵海瑞

图片 | 网络

“生态文明”的缘起与要素制度之别

“生态”源于古希腊语，意为栖息地，一般意义上代指健康、洁净、美好的事物，在现代意义上强调自然界各物种在整个生态系统中的关联性、整体性、动态性。“文明”源于古希腊的城邦文化，一般指与野蛮对应的社会底线，在现代意义上，文明被看成是民族或国家整体发展水平和面貌的表征，是衡量社会发展程度的重要范畴。

要素意义上的生态文明，以人与自然和谐、经济和生态协调发展为基本内涵，在对全球生态危机和中国环境危局作理论反思和实践向度上，与经济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政治文明共同构成社会建设的全领域，进而衍生出绿色经济、绿色政治、绿色文化、绿色社会等绿色生态文化的整体理念和绿色实践，是西方绿色政治的核心思想，也是中国现代化治理的关键。德国社会学家约瑟夫·胡伯和马丁·耶尼可指出，生态现代化“有利于环境的路线，重构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以高水平的资源与环境管理不断提高经济效率，同时进一步获得生态和社会效益”。

制度意义上的生态文明，作为取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新制度形态，只能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代表萨拉·萨卡指出，“一种真正的生态经济只能在社会主义的社会政治环境中运行，而且，只有成为真正的生态社会，才能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因为，资本主义与工业经济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且无法调和的矛盾。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又需要一种真正的生态经济，而社会主义和真正的生态经济之间不存在矛盾，前提是社会主义社会被看作是非工业社会。”生态经济及其表征是超工业社会的生态文明，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尽管可以寻求却会遭遇不可调和的制度悖论，社会主义本身具有生态经济属性，在制度意义上的生态文明是专属于社会主义的，即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的“新型社会主义现代性”

党的十八大提出“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号召，在要素生态文明以前提性、优先性贯穿社会建设的全领域全过程意义上，强调人类历史发展到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根本特征的，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制度形态的新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内涵主要有以下两个层面：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根除生态危机的共产主义当代化制度范式。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认为“人与自然的矛盾是人与人关系矛盾的本质表现”，视资本逻辑为生态危机根源。生态危机的资本逻辑存在论根基说明，生态文明与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是相排斥的，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前提下，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都只能充当少数资本家价值增殖的工具，资本家作为资本人格化的精算本性、利己本质无法通过道德自觉实现普遍的自我超越。归根结底，人与自然的环境危机是人类利益关系不平衡的危机，是当代人与后续世代子孙的利益获得和发展的危机。在资本主义制度、生产方式前提下采用任何方案来解决生态危机都是治标毁本、南辕北辙。马克思将共产主义看成是完成了的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统一，是人和自然、人和人矛盾的真正和解。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制度前提、人民共同富裕为生产目的，为根本上协调代内、代际利益并实现和谐永续发展提供了根本性的制度保证。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作为中国特色生态文明话语体系，具有生态文明和社会主义内在耦合的创新性，是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当代表达。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当代形态。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以暴力革命、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进而实现公有制经济基础的颠覆性历史转型为特质；毛泽东列宁时代以“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为核心；邓小平时代以“大力发展生产力、共同富裕”为主要内容；邓小平之后以“全面小康”为关键内涵；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成为当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指南。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以人民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为出发点，在关涉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大计和国际综合竞争力的政治高度，立足“人口基数大、资源人均量少、环境约束紧张、黑色工业化行不通”的国情和全球生态危机的世情，以全面发展、人民幸福的人民逻辑为内核，以人与人和谐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现代性为基本内容，以生态生产力承载物质生产力、精神生产力，为中国和世界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提供了以社会主义新型现代性为范式的经济生态协同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双重逻辑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引领社会主义建设新阶段的中国绿色全面转型逻辑。“新时代”以中国主要矛盾的根本变化为标志，由原来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生产力落后的矛盾”转变成“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40多年改革开放的高速发展，中国成功摆脱了极端贫困的境况，解决了温饱问题，处于由初步小康向全面小康迈进的新阶段。“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强调生态文明已成为中国现代化治理的关键点，由粗放型发展模式向内涵型发展模式全面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以生态文明引领中华民族全面发展的新时期。

主要表现为：生态文明理论已经具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自然观、“两山论”生态经济协同发展的绿色发展观、生态优先“五位一体”生态文明战略、生态民生观、生态生产力观、生态文明共生社会历史观、制度法治红线全民参与等生态治理观；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已实现顶层设计、法治法规、政绩考核的全过程覆盖，空间布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全领域绿色转向，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和社会组织个体积极参与的全民共建新格局。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引领世界社会主义新型现代性的绿色工业化逻辑。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中国彰显了最大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的道路、制度、文化、理论自信，基于共产主义的全球视野、人类立场、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向度，针对全球生态危机难题，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制度优势、理论优势、实践优势、路径优势，把绿色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转型和效率公平一体两面的全面发展观，转化为现实的人、自然、社会和谐共生的现实生态文明优势，在地球生态系统科学生态观指导下，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互动融合优势，引领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共同奔赴生态文明新时代的美好未来。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744期第3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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